1931年秋天，在赣南的一处简陋住所中，毛泽民和毛泽东讨论起杨开慧生前留下的几个孩子，贺子珍也在场。尽管外面战事严峻，室内却弥漫着沉默的气氛。这次谈话并非简单的家常闲聊。杨开慧在1930年11月14日被执行死刑，留下年幼的毛岸英、毛岸青和毛岸龙，他们失去了母亲，父亲又因革命工作无法陪伴身边。随着革命队伍的转移，照顾孩子们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，涉及亲情、地下交通、敌情变化和生存条件。

杨开慧逝世后，孩子们被送往上海，在地下党员和亲友的保护下生活。虽然上海表面繁华，实际上却危机四伏，随时可能遭到搜捕与监视。贺子珍对此心怀忧虑，曾提出希望能够把孩子们接到苏区照料，她之所以这样做，主要是基于对这些遗孤的关心。

贺子珍的提议很直接：“孩子留在外面总让人不放心，能不能接他们到苏区来？”此言虽简单，却蕴含着重大的责任和情感。然而，毛泽民考虑到苏区并非一个安全的庇护所，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，红军的行军和后勤活动面临很多不确定性。他没有立刻答应，而是劝说道：“这里也在打仗，孩子来了未必就比留在上海安全，还是算了吧，另想办法送他们出去。”

毛泽民的“还是算了吧”并不是冷漠的拒绝，而是出于对当时危险环境的判断。虽然苏区有红军的保护，但条件并不稳定，孩子们随队行动的风险极大。毛泽东也理解弟弟的顾虑，曾考虑把孩子送往更安全的地方以接受更好的照顾，这一构想虽然最终实现，但过程曲折，孩子们的生活经历了多次变迁。

对于这一谈话的具体时间和细节，后来的叙述各有不同，但可以确认的是，几个孩子确实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中。毛岸龙在1931年夭折，具体原因在不同文献中不一；而毛岸英和毛岸青则在大约1936年前后前往苏联学习，得到了共产党和国际组织的帮助。贺子珍后来也去了苏联，当她与孩子们重聚时，已经隔了多年，亲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既熟悉又陌生。

毛泽民最终没有把孩子留在身边，也有他自身的无奈。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，中央苏区步入困难阶段，谁也无法保证孩子们的安全。因此，贺子珍的提议不仅仅出于家庭的情感，毛泽民的拒绝也呈现出当时复杂局势的考量。

不幸的是，那个时代给人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。其实，很多看似家庭内部的讨论，实则是被战争和现实复杂因素推动的结果。